一个悖论：坊间传说温州民间资本总量超6000亿元，且每年以14%速度增加；但是2011年4月开始的中小企业倒闭潮却始于温州，暴露出主流金融体系之外民间金融的真实生态和风险。

　　6月5日，南方日报记者走访温州，这一天，距离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温州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过去了65天。

　　而今，民间借贷登记中心、民间资本管理中心已在摸索中推进，最引人瞩目的“小额贷款公司可转制为村镇银行”、“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在等待细则出台。

　　伴随着金改的如火如荼推进，温州很多金融业人士内心五味杂陈：惊喜，疑虑，乐观，担忧……翁奕峰就是代表之一。

　　期待新突破

　　转制村镇银行是此次温州金融改革最令人期待的举措之一，这一条款让翁奕峰喜忧参半。翁奕峰是瑞安华峰小额贷款公司的董事长，曾担任工商银行温州市分行副行长。

　　该公司成立于2008年，现已完成2次增资扩股，注册资本从最初的2亿元扩大至如今的8亿元，资产总量位居全国小贷公司前列。

　　更让他骄傲的是，华峰公司从成立到今天，已累计向3300户客户发放贷款共计120亿元。虽然贷款规模巨大，但风险控制成果显著。截至2012年3月底，公司不良贷款总额为955 万元，不良贷款率为0.65%。

　　但与银行相比，小额贷款公司不具有吸存功能、资金规模难以扩大的政策，如同孙悟空头上套了“紧箍咒”。

　　转为村镇银行，成为翁奕峰绕不开的梦。

　　而《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明确要求村镇银行的主要发起人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且持股比例必须在20%以上，单个自然人股东及关联方持股比例则不得超过10%，单一非 银行金融机构或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10%。

　　银监会于5月26日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作了修订，村镇银行主发起行的最低持股比例由20%降低为15%。仍然在主发起审核上没有作出突破。

　　翁奕峰坦言，“我们更期待由小贷公司发起成立；如果村镇银行主发起人问题在制度上没有突破，改制动力依然不足。”

　　在他看来，受银行控制等于使主发起人失去话语权。原有股东面临股份稀释，股权改革意愿不高；即便原有控股股东让出控股地位，银行投入较大，其参与积极性有限。

　　翁奕峰仍充满期待。“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方案实施细则尚未公布，关于小贷公司转制村镇银行的实施细则也未出台，相信会有突破。”他笑呵呵地说。

　　竞争在加剧

　　自温州要建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以来，“金改”版图在持续扩张。6月6日，温州公告发布了第二批小额贷款公司主发起人入围资格公开招投标信息，将再增8家小贷公司。

　　按照《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提出目标，2012年新增小额贷款公司30家，资本净额达到200亿元，2013年总数达到100家，资本净额达到400亿元。

　　新型金融组织的发展思路让不少温州老板对小额贷款公司趋之若鹜，翁奕峰为小贷公司未来经营环境感到了担忧。

　　目前温州地区共有小额贷款公司28家，贷款业务占温州总融资额度的5%左右，绝大多数小贷公司还处于“僧多粥少”的无钱可贷阶段，所以贷款利率的市场定价权还掌握在小贷公司的手里。以华峰小额贷款公司为例，去年平均贷款利率为16.8%，是基准利率的4倍以下。

　　翁奕峰认为，尽管温州的融资需求量大，但随着小贷公司的快速扩容和竞争会带来市场利率水平下降，卖方市场势必会快速转为买方市场，当达到100家时，如果继续执行4倍的基准利率，到时估计只会“有价无市”。

　　一同在变化的还有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在扩宽。

　　最近发生的一个融资案例是，温州某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以一幢面积189平方米的个人住宅为抵押，评估价472万元，其中评估价的70%计330万元在建行贷款，该抵押物剩余价值100多万元，顺位在浙江中兴担保有限公司作二次抵押，并在温州市房产交易中心办理顺位抵押权登记，使该公司在建行顺利拿到了评估价100%银行贷款。而办理该笔二次抵押贷款利率与第一次抵押物贷款利率相同。

　　为缓解目前民间资本流动性停滞带来的系列问题。今年3月，温州市政府出台《加强房地产等财产抵（质）押登记管理工作补充规定》，支持融资性担保机构办理顺位抵押登记，要求金融机构应支持抵押人利用抵押物剩余价值向融资性担保机构提供反担保，允许融资性担保机构作为顺位在后的抵押权人办理抵押登记。目前，温州全市270多家信用担保公司，都可以申请开展此项目业务。

　　根据测算，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如果温州所有的房产抵押贷款，都通过顺位抵押获得二次贷款，可以盘活的贷款资金接近1000亿元。

　　资本趋理性

　　除了“金改”版图在持续扩张外，翁奕峰同时发现，一夜之间桀骜不驯的6000亿元温州民间资本，渐趋理性。

　　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公告显示：自去年借贷风波后，民间借贷利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已由去年峰值的25.4%，到今年4月份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平均水平为21.58%，同比下降3.02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08个百分点。

　　而过去，在融资需求旺盛的时候，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普遍高于基准利率4倍。长期民间借贷利率的月息一般为3分到4分，尤其是一个月内的短期民间借贷利率，达到8分、1毛，有的甚至高达1毛5。过去的环境，无疑为小额贷款公司营造了理想的竞争、生存空间。

　　“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平均水平还会继续下行。”翁奕峰判断。

　　事实上，温州民间资金阳光化的一系列创新也在推进。4月26日正式挂牌的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是温州金融改革总体方案下发后的首个金融改革创新机构，被视为6000亿资金试水“阳光化”的平台。某种程度上来说，将推动民间金融的野蛮生长为理性成长。

　　按照该中心的总经理徐智潜的介绍，借贷中心希望发挥三个功能，一是引导民间资金进入实体经济或小微企业；二是通过使借贷双方直接见面拉低借贷利率；三是解决借贷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借贷者的负债透明化，来重建民间借贷诚信体系。

　　本质上来说，民间借贷中心类似交易所之类的场内交易平台，并不接手资金，该中心引进了“人人贷”、“宜信”等10多家融资和服务配套机构，为借贷双方进行撮合。要求借贷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

　　截至5月15日公布的数据：借贷中心共计录入资金供需信息近10亿元，完成资金配对700余万元，大部分为抵押借贷。通常是有抵押物借贷利率为月息1.2分至1.5分，无抵押物的借贷利率为月息1.5分至2分。

　　瞄上新市场

　　挑战总是与机遇并存。另一个广阔的市场也出现在翁奕峰眼前。

　　依法设立创业投资企业、股权投资企业及相关投资管理机构，是此次温州金融改革举措之一。

　　在这一政策引导下，今年2月29日，温州第一家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瓯海区信通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试营业。紧随其后，温州乐清东铁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正式试营业。他们可采取的投资方式有股权投资、参与重组投资、固定回报投资。

　　“允许以私募的方式募集资金是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的重大突破。”翁奕峰说。

　　已开业的瓯海区信通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债转股的投资模式，用股东的资本金投放4个项目，总投放资金2000万元。实行第一年采用固定回报的方式，投资收益年利率12%。如果企业效益不错，第二年则考虑股权投资，按股权比例进行分红，获取收益。

　　温州市金融办也把瑞安华峰小额贷款公司作为主发起、设立第三家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并计划在4月份左右推出，但目前陷入难产中。翁奕峰认为，放缓推出第三家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可能是前2家经试点后出现的困惑，政府有了其他考虑。

　　比如，瓯海区信通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孙啸翔在工作中发现，按照规定，民间资本公司由当地名优企业作为主发起人，注册资金不低于500万元，试点期间注册资金暂时控制在1亿元以内。要求民资管理公司“对单一投资对象的投资总额不超过总资本净额的5%”，也就是说单笔项目投资款不能超过500万元。这条规定消减了对融资的企业吸引力。

　　《意见》同时限定了投资区域为温州，让孙啸翔感受最深的是，上门寻求资本对接的企业有很多，而可选择的优质项目却很少。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的弊端凸显了出来。

　　“我相信第三家民间资本管理公司会推出。”翁奕峰自信地说。

　　自温州要建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以来，“金改”版图在持续扩张。6月6日，温州公告发布了第二批小额贷款公司主发起人入围资格公开招投标信息，将再增8家小贷公司

　　观察

　　广东发展民间金融—“抓特色再松绑”

　　当温州“金改”正在如火如荼地探索民间金融破题之路时，珠江之畔的广州也正在悄然摸索一条特色金融之路。

　　6月26日，作为首届金交会开幕式的重要议程，位于广州长堤大马路的民间金融街将正式揭牌，届时一条颇具岭南特色的“东方华尔街”将重现当年十三行的盛况。民间金融街要建立信息发布平台，定期公布金融街小额贷款、融资担保公司以及典当行的实际利率、费率，形成民间利率的“广州价格”。

　　可以想象，在未来某一天，一位企业家想拆借一笔款项，只要看看金融街在早上9点公布的民间借贷利率指数，就能估算出借款的成本。这一创新让不少温州客叹服，纷纷南下取经。

　　《珠江三角洲产业布局一体化规划（2009-2020年）》赋予了广东建设珠三角金融改革创新综合实验区的使命。在走访温州市“金改”现场之后，笔者更深切感受到，更倚重实体经济的珠三角，未来的“金改”必须要走有岭南特色的道路。

　　温州“金改”的路线图已经逐步浮出水面——加快发展民间金融组织，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建立健全服务小微企业的金融机构；逐步形成多层次、广覆盖，互为补充、良性竞争的金融组织体系。温州当前推动的金融改革只是一种增量式改革，而并没有触及金融体系的核心问题——利率价格形成机制。

　　随着越秀民间金融街的“复兴”，“民间利率广州价格”这一提法颇让金融学者们欣喜。“广东成为国内首个地区生产总值突破5万亿元的省份，民间金融作为传统金融的补充，特别符合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要求”，在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周春生看来，信息是金融的生命，把金融机构聚集在一起，解决了信息部不对称的弊端，对融资方来说，可以及时了解市场信息。随着透明度的提高，更有益于监管、规范市场。

　　民间金融街为中小微金融机构提供了一片“绿荫”，但是珠三角要壮大民间金融，形成和实体经济的良性活动，还要更多的阳光和雨露。

　　小贷公司是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突破口，但数据显示，这条路在广东并不平坦。广东省金融办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广东小贷公司贷款平均年化利率为15%，但整体的资本回报率只有4.29%，而这还比2010年高了0.94个百分点。广东小贷公司资本回报率低的事实，在广东省小额贷款公司协会会长邵建明看来，税赋过重是其中原因之一，税费约占小贷公司营业收入1/3。

　　小贷公司在行金融机构的事，但税收上却不能享受“金融机构”的税收优惠，减少税负成了小额贷款公司们的共同心声。呼吁政府有关部门对小贷公司在税率及税收减免等政策上，比照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给予同等对待，帮助小额贷款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年前，著名外资投行分析师张化桥加盟花都万穗小贷，雄心勃勃要把万穗做成金融服务业的“星巴克”，但前不久，他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却大倒苦水，政策限制和复杂的审批制度把他折腾得疲惫不堪，乃至萌生退意。

　　他呼吁，广东发展壮大民间金融还需要在政策上给松松绑。相关政策对小贷公司股权的上限和股东资格还有严格限制。张化桥认为，股权分散，使发起人股东的吸引力下降，更不敢有长远的打算。建议对小贷公司股权的上限和股东资格的限制要适当放宽，把小贷公司当成普通工商企业对待。张化桥还建议，“适当放宽小额贷款公司向银行机构融资不得超过资本净额50%比例的限制，允许其和银行机构进行自主协商办理贷款事项。”

　　不过，经历过亚洲金融危机的广东，在民间金融的发展过程中同样不可忘记教训。中山大学教授林江提醒，民间金融的发展要处理发展与风险的关系，民间金融的发展要与风险管理能力相适应，加大风险防控力度，避免高杠杆、过度投机导致的泡沫和风险，实现金融的稳健发展。

（本文转载于2012年6月14日《南方日报》记者 龙金光  温州报道  后方联动记者 贾肖明 实习生 刘云飞 黄妙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