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全:不可轻视的非常规安全

文/张涛甫

中国是一个拥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却没有文化安全感的国度。这主要源自中国文化的早熟与早衰。在没有遭遇西方现代文化之前,传统中国文化属于强势文化,但它不狭隘,有天下关怀,即便有些许傲慢,也不是侵略性的,对待文化“他者”,它强调以文化之,以温和、文明的方式影响对方,而不是以文化沙文主义的方式置人于死地。传统中国在文化上是自信的,因而不存在文化安全问题。

在中国文化由盛及衰之时,正赶上现代西方文化如日中天、向世界四处扩张之际。西方文化是进攻型的文化,它充满傲慢和偏见,却以“普世”之名,在全球范围内推销其文化价值观,大肆扩张其文化殖民主义。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中国文化难敌强势对手,流水落花地惨败,给中国文化带来了灭顶之灾。其后百余年来,中国始终没有摆脱文化安全的困扰。有时候表现为剧烈的文化危机,有时候表现为隐而不彰的软风险。

文化安全不是裸露在外的显性安全,而是一种隐性的安全、非常规安全,准确地说,这是一种超常规的安全。文化安全作为一种柔性安全,是国家安全的软组织,为国家安全提供不可或缺的柔性支撑,为一个族群共同体建构认同基础和精神河床。在国家的刚性安全成为第一要务时,文化安全似乎就不显得那么严峻和迫切,在刚性安全十万火急的情势下,一个国家往往顾不上文化安全,只有获得国家独立、政治稳定、经济无忧、民生安稳之后,才能缓过神来做文化的事情。

中国文化危机绵延上百年,欠账累积甚多,不堪重负;在很多时候,中国都试图要解决文化危机,但有心无力。危机压境,遑论文化安全。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没有能力解决文化安全问题。在这百年时间里,兵荒马乱,山河飘零,文化遍体鳞伤,斯文扫地。在家国危亡之际,中国慌不择路,顾不得文化上的安全与否。

新中国成立后30年,国家独立,和平成了主旋律,国家才能转身顾及文化,但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逻辑快速成长起来的文化,缺乏深厚的文化基础,尚未与传统文化矿脉接续起来,这种被极端政治快速催熟的文化貌似强大,实则虚弱,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最终以“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引爆了一场灾难性的文化危机。

改革开放30多年,强调经济发展“硬道理”,将国家“刚性安全”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相比之下,文化安全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即便重视,也没有重视对路,多是从意识形态安全出发考虑文化安全,把文化安全狭隘化、片面化了,这造成文化发展的偏失。

纵观近百年,我们在文化上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环视周遭,我们发现,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安全问题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变得更加突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交融、交锋呈现出愈加复杂的样态。出于文化安全考虑,各国都很重视自身文化建设,垫高各自的文化壁垒,以便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掌握主动权。

身处全球化腹地的中国,文化安全问题尤为突出。文化是时下中国的短板,文化安全是我们的软肋。由于没有文化护航,为中国在世界交往中提供话语资源,致使我们在国际交往中屡遭白眼和误解,甚至被视为没有文化的“暴发户”。

当下正是中国解决文化安全问题的战略机遇期。此前,由于“刚性安全”成为安全的第一要务,顾不上文化,留下很多文化安全隐患。如今,中国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硬实力”上去了,可以缓过神来解决“软实力”问题。十八大以后,中央把文化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框架,进而将文化安全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这是国家安全观的一次大飞跃。这种顶层设计,顺应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软实力”比拼的大趋势,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对于纾解长期沉淀的文化安全欠账大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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